省长李玄章紧接着发言道：“泽泓部长和雷书记的发言，深刻揭示了当前我们在改革落地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症结——并非制度设计不足，而是政策感知和执行环节存在严重偏差。如果决策者无需为后果负责，那么干部就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决策就容易脱离实际、沦为空中楼阁；如果责任界定模糊、问责流于形式，再完善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在基层有效落实、真正惠及百姓。此次医改工作是由江城市市长江一鸣同志具体牵头推进的，他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我们鼓励干部在改革中大胆探索、主动作为，但决不能以‘探索’为名推卸责任，以‘改革’为借口逃避问责。容错不等于无限度宽容，担当更不意味着免责。真正的容错机制，必须与精准问责有机结合。”

“问责机制必须与责任主体精准匹配，民情反馈体系更要形成完整闭环，确保每一次重大决策都能实现全过程可追溯、可量化评估、可动态校准。此次江城市爆发的大规模药品挤兑事件，表面上看是群众短期内集中抢购退烧药的应激行为，实质上却反映出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政策温度与群众实际感知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裂痕。正因如此，我坚决支持对相关责任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尤其要重点核查几个关键环节：政策宣贯是否真正落地、是否仅停留于表面文章；风险预警机制是否有效运转、是否存在形同虚设的问题；民情反馈渠道是否畅通、群众诉求是否得到及时响应，而不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最终的调查结果，应当面向全省进行公开通报，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省委常委会的会议室内，围绕江城药品挤兑事件的责任认定与后续处理，常委们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整个会场气氛凝重，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严肃。

就在争论渐趋白热化之际，杜家乐轻轻敲了敲桌面。霎时间，所有人的发言戛然而止，目光齐齐聚焦到他身上。

杜家乐环视全场，沉稳地说道：“刚才各位同志的发言，既体现了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也展现了抽丝剥茧、理性剖析的智慧。这恰恰说明，我们省委领导班子不是在回避矛盾、遮掩问题，而是在真正直面现实、正视困难；不是在推诿扯皮、转嫁责任，而是在严肃厘清边界、明确职责。针对江城市医改试点中暴露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谁决策、谁负责，谁执行、谁担责’的问责铁律。但同时，我们也要深入研判，此次医改的顶层设计是否本身就存在系统性缺陷——不能因为政策执行中出现了问题，就不加甄别地将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决策者。”

“试想，如果任何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就必须首先追溯至决策源头问责，那今后还有多少干部敢于拍板、敢于决策、敢于担当？长此以往，我们的改革事业将可能陷入‘无人决策、无人负责、无人担责’的恶性循环。这种机制僵化所带来的危害，甚至比一次药品挤兑事件更为严重，因为它将从根本上动摇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侵蚀治理体系的公信力与活力。”

李玄章直接回应道：“家乐书记，我认为您这样的说法，实质上是在袒护江一鸣同志。”

他稍作停顿，继续说道：“您强调‘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决策者’，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但倘若连最主要的决策者都不被纳入追责视野，那么责任的链条就会在最关键的一环出现断裂。江一鸣同志既是江城医改试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又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第一责任人。职务与权责从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我们提倡容错纠错，但容错绝不等于免除责任，更不等于免于审查、免于调查、免于追溯。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讨论的，不是简单‘找谁背锅’，而是要通过制度构建，确保今后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能够经得起民情反馈的检验、风险推演的考验和事后复盘的校准。”

李玄章如此直白地质疑杜家乐，令在场不少常委面露错愕。

然而杜家乐神色平静如常，甚至更为坦率地接过了话头：“玄章省长说得对，我确实是在袒护江一鸣同志。但我袒护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改革进程中必须保留的探索空间和担当精神。我袒护的，是那些在政策尚未完全成熟时仍勇于牵头试点、直面基层堵点的干部；是那些在信息不完全对称、资源未充分配套的条件下，仍然努力尝试打通医改‘最后一米’的实践勇气；我更是在袒护一套成熟的制度理应赋予探索者的容错边界与复盘机制。真正的责任缺位，并不在于某一次决策拍板本身，而在于拍板之前未能建立科学的民情沙盘推演机制，拍板之后未能设置有效的动态校准接口，决策过程中未能嵌入让群众可感知、可反馈、可参与修正的温度刻度。”

他进一步补充道：“关于这次医改的推行过程，肖树民同志曾专门向我作过汇报。他也邀请了分管的赵省长及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专题会商，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明确反对，这说明大家对医改的基本方向是认可的。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所有参与决策的人都应被一并问责？再说，医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难道是江一鸣同志一个人能够单独决定的吗？它是江城市委集体研究、集体决策的成果，肖树民同志作为市委主要领导，更是最终拍板者与政治第一责任人。如果我们真要追究责任，就应该从决策链条的完整性出发，将所有参与者纳入审视范围，而不是将焦点仅集中于某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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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本次药品挤兑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不良媒体发布的煽动性报道与断章取义的信息传播。同时，部分医疗机构为抵制医改政策的调整，擅自限供药品，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恐慌情绪。根据江城方面报送的调查线索，这些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部分医院的抵制行为，并非偶然孤立事件，而是存在组织性与预谋性。相关具体情况，仍在深入核查。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晰、责任尚未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仓促认定责任归属，既缺乏公平性，也有违治理现代化的本义。”

“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反馈一个最新情况。国家医保总局非正式向我省传达意见，他们在经过多轮实地调研与综合评估后，对江城市的医改政策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初步决定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计划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借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医改政策本身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价值，出现的问题更多源于执行环节和外部环境干扰，而非政策本身的重大缺陷。”

“在国家层面充分肯定、甚至准备推广‘江城模式’的背景下，我们却要对医改的核心推动者进行追责问责。这难道不是以‘手执尺子却量不准方向’的方式对待改革者，既寒了实干者的心，也为未来的政策创新蒙上阴影吗？”

“难道要用‘手术刀’式的苛刻去削砍那些勇于尝试的‘播种者’，又或者借助‘显微镜’般的精确去苛责那些默默奉献的‘拓荒人’？”

杜家乐的话音刚落，李玄章和雷亮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彼此眼中都掠过一丝诧异与凝重。

他们确实没有预料到，国家医保总局的反馈竟会如此迅速地传达下来。这份反馈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政策回应，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权威背书，同时也如同一面清晰而犀利的明镜，毫无保留地映照出当前治理实践中的成绩与不足。

更为无语的是黄泽泓，他这次好不容易站出来顺势推动对江一鸣的问责，结果却发现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杜家乐接着强调：“我们此次召开会议，根本目的是遵循上级部门的指示与要求，针对此次事件所暴露的各类问题进行系统、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对整个流程进行细致的复盘，并对相关责任进行精准识别与认定。会议的重点，是要为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提供扎实依据、为优化措施指明方向、为最终落地执行铺平道路，而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个别案例的简单纠正，或者陷入情绪化的问责博弈之中。”

他进一步引导说：“希望大家能够把讨论焦点重新拉回到药品挤兑事件本身的深层症结上来，而不是一味停留在表面化的责任切割与‘切口式’的归因分析，更要避免陷入‘追责—免责’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陷阱。”

听到杜家乐这样一番明确基调的发言，李玄章和雷亮内心不由得涌起一阵无奈与不满，暗暗埋怨道：既然早有这一番打算，为何不在一开始就向大家说清楚？这岂不是有意让大家陷入被动应付、措手不及的尴尬局面？

会议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深入讨论与多方意见交换，才最终宣布结束。

随后的几天里，江城市政府调动全部行政与医疗资源，全力以赴遏制药品挤兑态势的蔓延。

经过连续三天的昼夜奋战与多部门协同努力，终于彻底化解了这场危机。

与此同时，公安战线的同志们经过高强度的连夜侦查与多方布控，成功锁定并依法控制了最初散布“药品断供”不实信息的媒体机构。

通过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式的调查，最终查实该媒体背后隐藏着一条完整的利益输送链条。令人意外的是，这条链的最终导向竟指向一家互联网企业，而该企业经核实，与势力庞大的厉家存在关联。

尽管现有的证据尚无法明确证实厉家是否直接授意、甚至主动干预了该谣言的传播过程，但对调查组而言，这些细节已不再是最关键的问题。

只要掌握了足以说明事实的相关证据，便已达到了阶段性目标。

事后，肖树民与江一鸣专程当面向杜家乐汇报了整个事件的处置经过与调查结果。